规范是指由于外在和内在的多种因素所确立的理论准绳和在规定范围内所展开的行为。西藏唐卡艺术受藏传佛教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认为整个世界，包括人的存在都是瞬间的、不稳定的，即是无常的。对于佛教徒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修行，真正地认识和体验到这种生存状态，进而超越它，去获得某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通过一种标准的表现形式使之固定下来，将之标准化。这种状况结果就使得唐卡的共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张扬，个性因素的发展则相对减弱。藏族画师与唐卡的已不是作品与作者的关心，而是人与神的关系，所以绘制唐卡的全过程按照常规是一个按照宗教的仪轨和法则进行观想修行、照章行事的过程。艺术上的个人气质、个性风格的显示被化解成为对约定俗成或凭传统规范相互制约的共同；规律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把握和尊奉。
包括唐卡艺术在内的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最高准则和法典都是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工巧明中的“三经一疏”，即《绘画量度经》、《造像量度如意经》、《造像量度经》、《佛说造像量度经疏》。根据专家推测，原著大致产生于4世纪以后的印度芨多王朝时期，由古印度哲人阿斋布所著。10到12世纪，大量的佛经由梵文翻译成藏文，其中由达磨多罗和山南雅砻译师扎西坚参在12世纪译入的《佛说造像量度经》，后来又由大清内阁西番学总管工布查布(约1690—1750)译成汉文，在中原内地流传，成为“梵式造像”的理论依据。
严格的度量定轨
《佛说造像度量经》云：“灌顶修持，必先造像，或塑或画极尽庄严……而莫不依于量度定轨、位置适宜，至其画像，大多精神入神不可思议者?”可见，量度定轨对于佛造像的重要性，并对各种神佛的面相、姿势、肤色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尺度和比例关系、计量方法等都作了详尽的阐释和严格的规定。实际上，除上述定则之外，佛像造型还得依照各教派，对佛像的标识、法物、佩饰、莲台、基座等不同标准予以区别对待、赋象成形，不可随意改动。总之，所有规范的制定和沿袭，都保证了绘制者在一个约定俗成的神学文化范围里，从感性到理性的各个阶段上，能够有所依凭，精心准确地、各尽其责地复现或还原出形神兼备的神佛系统。
唐卡艺术一开始就以经书为准则，纳入一种极为规范、严谨的模式，并按照一整套极为细腻的计算手段和程序进行，其计量方法极为复杂：一是以自然物为单位，如微尘、发梢、虮、芥子、麦、青稞等；二是以人体物为单位，如指、桀、肘等，其中以“指”(人的手指宽度)的使用最为频繁。如“一麦为一小份，二麦并市为一足，四足为指，十二指为桀，倍桀为肘，四肘为寻，即一度(俗称托)”。而坛城的量度则是以“度”为单位。每个大量度单位的长度为四十二个大门(即九十六个小门)的宽度，每个小度量单位的长度为十六个大门(六十六个小门)的宽度。量度经最主要的内容是用于神佛造像上，对佛陀、菩萨、诸天神、大圣、罗汉和侏儒像等六部分进行规范，计量单位为“桀”(每桀十二指)，其中“十桀量度”为佛陀、菩萨、大梵天、天母像；“九桀量度”为各类大圣、罗汉、佛母，“自初地菩萨以下，总摄二种圣像之常制也(世间圣及出世圣)。纵广相等为九；桀，每桀十二指，合满百有八指”；“八桀量度”为忿怒护法神，并解释为“谓忿怒明王及恶相护法神，乃以慈力，为降服世间纯阴毒种，持变猛烈之相者也”；“七桀量度”为各类金刚、力士威严相量度；“六桀量度”是专讲吉祥王菩萨及侏儒类身相；而对庶人身体，则“纵广不等”，竖里向三桀半，以指分八十四指，横量四桀九十六指(或反此者)。以上量度对藏传佛教中的各类神佛的身相比例进行了规范，除庶人“纵广不等，不具量度之相”外，其余均需“纵横平等，肢根端正”，即像的高度与二手伸开的宽度一致，这完全与科学的人体比例一致。在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就对身体的各个部分从顶髻到脚趾，尤其对面部 坐立详实的规范，而且深入到每个细节，精确到一丝一粒每个毫分；如“鼻根高与宽均为一指，鼻尖高为一指半，宽为二指，鼻梁鼻孔宽一指，鼻翼展开宽如两粒青稞，鼻孔深一指，鼻下至嘴唇之间叫人中，中间凹下去一粒青稞”等等。
宽松的创造空间
《造像度量经》对神佛造像的比例、尺度、体量按不同的类别制定了严格的规范，但对体貌特征只是按大类就代表性的佛像制定了严格的量度规范，而其他同类佛像及众多的神灵鬼怪却只能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至于体貌特征、面部表情及各类法器饰件，却无法用量度经中的规范来解决，于是便以形体动作及自然界的生物，用文学语言来进行形象的比拟，如：对佛与菩萨的造像描述是：“面似芝麻，目似优婆罗花瓣形，唇如相思果，手如开放的花蕾”；护法怒相则被确定为：“鼻孔反豁。手足筋悉皆暴露。指甲尖似虎爪，谓之罗刹怒相”；女相的衣鬓“以骷髅为鬓，象皮为衣——有用人皮者。骷髅五印，骨珠璎珞，以为庄严”；护法怒相的形体动作被规范为“蹲立而脚尖向外，右蜷左展(也有反此者)。二足直对间空三桀。须得蓄威蕴怒，山临岳发之势方妙”；忿怒相的面部表情划分为身、语、意 “三门九势”：“倦倦——轩举状，仡仡——庄勇貌，桓桓——威武貌，身之三也。大笑、叱叱、可畏，语之三也。慈悲、浩然、寂然，心之三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藏文译本绝不同于最初的原始版本，如12世纪藏族大译师扎西坚赞和印度学者达磨多罗将梵文译为藏文过程本身就带着“藏式”的变通译法，自然地渗入了地方的审美方式和特色文化，如用虮子、虱子及藏区青稞作量度；单位等。而17世纪由清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