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代之余续，汉藏民间宗教之间的交流有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之势。两宋之际，吐蕃王朝虽已分崩离析，割据林立，然散居于汉藏两族交界地带之吐蕃遗民，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却更加密切了，有些甚至逐渐汉族化了。汉藏两族人民在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域内，长期杂居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繁荣着中华民族文化。

    一、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依据 

　　（一）汉藏两族杂居相处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在宋朝管辖的边境城市中，散居着大量的藏族人。

　　如《宋史·吐蕃传》载：唐末，瓜、沙之地复为（吐蕃）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1]

　　邵伯温在其《邵氏闻见录》中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宋）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2]

　　在藏族政权或部族所辖地区，也散居着大量的汉族人。如宋成平五年（1002年）张齐贤在其上书奏折中说：且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3]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盖邈川与吐蕃部落杂处，又喀罗、嘉木卓等处日有博易，人情狎熟，易为传道语言。[4]

　　由此可见，宋朝所辖接近藏区的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也就是今天甘肃、青海、宁夏的一些地区，散居着大量的藏族人。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即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部分地区，也都是多民族聚居。不仅有汉藏两族人在这里定居，也有回鹃、党项等族人在这里生活。这种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为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

　　（二）汉藏两族民间贸易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入宋以来，汉藏两族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加强，不仅有官方的贸易，民间贸易也大为兴盛。如宋人李复在《乞置椎场》疏中说“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 其所赍蕃货，散入诸路，多是禁物，民间私相交易，远商物货厚，利尽归于牙侩。臣累次详问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5]这段史料虽未明确提到蕃地商贾，但根据其他史料的记载，藏族人到中原进行民间贸易却是时而有之。

　　民间贸易多贩卖名贵物种，有些还是朝廷明令禁止买卖之物，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锦、硇砂、阿魏木香、安息香、胡连、牦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6]

　　朝廷虽三令五申禁止民间贸易，奈何利润丰厚，仍然屡禁不止。太宗时不得不适当放宽一些禁令。如《宋史·食货志》载：凡大食、古逻，婆、占城、勃泥、麻选、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貂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鸟樠、苏木等物。[7]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夸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貂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8]

　　在藏区还设有“蕃市”。据《宋会要辑稿》所载：“邈川与吐蕃部落杂处，又斫龙、讲朱城等处日有博易，人情狎熟。”[9]

　　宋人李复上奏，要求在湟州“别置蕃市，以居来者”。[10]

　　《宋史·食货志》载：“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11]

　　由此可见，宋代民间贸易往来频繁。民间贸易的繁荣，促使汉藏商旅掌握对方语言文字，熟悉风上人情，了解习俗文化，这便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的传播。

　　（三）汉藏军士共同垦田为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北宋时，周边各镇招募了很多以藏族为主的蕃兵，如《宋史·兵志》载：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自治平四年以后，蕃部族帐益多，而抚御团结之制益密，故别附于其后云：秦凤路：砦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军、城、堡、砦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十。泾原路：镇、砦、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一百十甲，总五百五队。环庆路：镇、砦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12]